
来源:民事法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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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部分来源:民事审判
实际侵权人成年后是否可以被追加为被执行人?(问题编号:K20260601104678)
【最高院回复意见】未成年人侵权案件中,未成年人和作为被执行人的监护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待该未成年人成年后,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法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
回复人:李宗诚[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指挥办公室)]
解读
一、答复的规范逻辑与核心立场
本次最高院答复的核心逻辑,建立在执行程序“追加当事人法定主义”的底层原则之上。执行程序的核心价值之一是效率,但这种效率必须被严格限定在生效法律文书既判力的覆盖范围之内,不能以“实质公平”为由,突破司法解释明确列明的追加情形,随意将未被生效判决列为义务主体的民事主体纳入执行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明确划定了执行追加的基本边界:“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一条款确立的“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规则,是所有执行追加行为的逻辑起点。
从答复的规范推导路径来看,其说理链条可以拆解为三个递进层次:第一,生效判决的既判力范围,严格限定于诉讼中被列为责任主体的当事人。如果未成年人侵权案件的诉讼程序中,仅将监护人列为被告并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从未将未成年人本人纳入诉讼程序并判令其承担实体责任,那么该判决的既判力原则上不能自动扩张至未参与诉讼的未成年人,更不能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将其追加为被执行人。第二,即便未成年人是实际侵权人,其在未成年阶段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已经由《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作出明确的分层安排:未成年人有财产的,先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承担。该规则的立法原意,是在侵权行为发生的特定时点,以未成年人当时的财产状况和监护人的责任范围划定责任边界,而非为债权人保留一个“待侵权人成年后再追索”的远期期待权。第三,执行程序无权在无明确司法解释依据的情况下,自行创设新的追加事由。实践中部分法院以“监护人承担的是替代责任,侵权人本人才是最终责任主体”为由,追加成年后的原未成年侵权人为被执行人,本质上是在执行程序中替代审判程序作出了新的实体责任认定,直接剥夺了成年后侵权人享有的举证、抗辩、上诉等完整诉讼权利,这一做法本身就存在严重的程序正当性瑕疵。
二、答复与地方裁判实践的分歧根源梳理
本次最高院答复出台前,各地法院对该问题的裁判尺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重庆云阳法院2023年作出的一起执行异议裁定,该案例还被纳入《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执行案例》,其裁判观点与本次最高院答复形成了直接对立。该案例中,17岁的孙某骑自行车致人五级伤残,法院仅判决孙某的父母承担42万余元赔偿责任,执行阶段因监护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在孙某成年后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云阳法院经审查后支持了该追加申请。其裁判说理的核心依据有三点:一是监护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属于替代责任,并非最终责任,不能因监护人的替代承担而豁免实际侵权人本人的责任;二是未成年人侵权案件中,监护人的诉讼地位属于法定诉讼担当人,生效判决的既判力自然及于被担当的未成年人本人;三是若不允许追加成年后的侵权人,将导致受害人在监护人无履行能力时完全求偿无门,明显违背公平原则。
这种地方裁判观点与最高院最新答复的分歧,本质上是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碰撞:地方裁判实践更偏向于“实体公平优先”,希望通过执行程序的适度扩张,弥补受害人的损失,避免出现侵权人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终局责任的结果;而本次最高院答复则更强调“程序法定优先”,其核心考量在于严格守住执行权的边界,避免执行程序异化为未经审判即确定实体责任的“快速通道”。从司法权的分工逻辑来看,审判程序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完整的两审终审程序,查明事实、划分责任,给各方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而执行程序的核心功能,是在生效判决已经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范围的前提下,实现债权的快速兑现,其本质不具备实体责任认定的权能。如果允许执行法官在执行异议审查程序中,直接认定未被原生效判决列为被告的民事主体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实际上就变相剥夺了该主体的一审、二审诉讼权利,将一个可能涉及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实体责任争议,压缩到执行异议的短短十五天审查期限内完成,既不利于事实的精准查明,也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审级利益。
三、答复背后的执行程序价值重塑
本次最高院针对该问题的答复,看似是对一个具体执行追加问题的表态,实则传递了当前执行程序改革的核心导向:即执行程序必须从过去的“唯债权实现论”,逐步转向“程序公正与债权实现并重”的新范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部分执行实务中存在“为了兑现债权,适度突破程序边界”的倾向,虽然在个案中实现了实体公平,但也容易引发执行权的滥用,损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在被执行人追加这一领域,一旦脱离“法定主义”的刚性约束,很容易出现随意扩大执行范围、将无关主体纳入失信名单的乱象,最终损害司法的整体公信力。
当然,我们也需要客观看到,绝对化的“不予追加”规则,在部分极端个案中可能会引发利益失衡的问题。例如,在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重伤或死亡,而监护人完全无履行能力的案件中,若严格按照本次答复的规则,受害人在侵权人成年后也无法通过执行追加快速实现债权,必须另行提起诉讼,无疑会大幅增加受害人的维权成本。对此,未来的司法解释修订过程中,可以考虑设置有限的例外条款:对于原诉讼中因未成年人尚未成年,法院向当事人释明后,当事人明确同意暂不将未成年人列为被告,保留其成年后另行主张权利的案件,可以在后续配套相应的诉讼时效中断规则,为受害人的远期权利主张提供清晰的程序指引,在坚守执行追加法定主义的前提下,实现实体公平与程序正义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