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答网：离婚纠纷中，被告患有精神疾病，又无其他合适的人担任监护人，该如何处理？

来源：民事法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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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纠纷中，被告患有精神疾病，又无其他合适的人担任监护人，该如何处理？（问题编号：C2023092801451）

【最高院回复意见】在被告患有精神疾病的离婚纠纷中，应当从程序上和实体上两方面做好审理工作。

（一）程序上，应根据被告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判断其诉讼行为能力。

如果被告患有的是间歇性精神疾病，应在其精神状态正常时进行诉讼，确保其具有诉讼行为能力。

如果被告患有的精神疾病已经影响到其诉讼行为能力，则应告知原告先通过特别程序申请认定被告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在被告被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后，被告参加离婚诉讼，需要由其除配偶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根据《民诉法解释》第83条规定，事先没有确定监护人的，可以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他们之中指定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当事人没有父母、子女、其他近亲属等民法典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监护人的，可以指定民法典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有关组织（指民政部门、具备履行监护职责的居委会、村委会）担任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

（二）实体上，应根据“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判断应否准予离婚，同时考虑被告的权益保护。

根据民法典第107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在被告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形下，如果原告诉请离婚，应当结合精神疾病是婚前患有还是婚后患有、一方是否婚前隐瞒、原告是否婚前明知、是否久治不愈等因素，判断是否“感情确已破裂”。如果认定感情确已破裂，则应当准予离婚。

如果准予离婚，同时要适当考虑被告之后的生活照顾。如果被告不存在父母、子女、近亲属等监护人，只有民政部门或者居委会、村委会可做监护人的，则可结合离婚时财产分割、离婚经济帮助等制度，对被告给予一定的照顾。

回复人：于蒙（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

解读

一、答复核心内容总结

针对离婚纠纷中被告患有精神疾病、且无合适监护人的特殊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于蒙法官的回复意见，构建了程序规范前置、实体公正兜底、弱势权益优先的双重审理体系，从诉讼程序合规性、实体裁判公正性两个维度明确了司法审理标准，精准解决了此类特殊离婚案件的审理难点与监护主体缺位问题，具体内容分为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两大部分。

（一）程序审理规则：分层认定行为能力，闭环确定法定代理人

程序层面的核心要义是先确认诉讼行为能力、再确定代理主体、后推进离婚诉讼，杜绝无诉讼能力当事人自主应诉、无人代理的程序瑕疵，保障诉讼程序合法有效。

第一，区分被告精神疾病类型认定诉讼行为能力。若被告为间歇性精神疾病，仅可在其精神状态正常、具备完全辨认和表达能力的时段开展诉讼活动，保障其自主诉讼权利；若被告精神疾病持续发作、已完全或部分丧失辨认自身行为的能力，不具备诉讼行为能力，则不得直接审理离婚纠纷，需先行中止离婚诉讼程序，告知原告通过民事诉讼特别程序，申请法院认定被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二，分层确定离婚诉讼法定代理人。在被告被依法认定为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后，必须由其配偶以外的监护人担任法定代理人代为应诉，排除原告（配偶）的代理资格，规避利益冲突。针对无现成监护人的核心问题，明确三级解决机制：一是由民法典规定的有监护资格的近亲属协商确定代理人；二是近亲属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适格监护人员中指定诉讼代理人；三是无任何近亲属、法定监护人的，直接指定民政部门、具备履职条件的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担任法定代理人，彻底解决监护及代理主体缺位的程序困境，为离婚诉讼的推进提供合法主体基础。

（二）实体审理规则：坚守离婚法定标准，强化弱势当事人权益保护

实体层面坚持离婚法定标准不突破、特殊权益保护不缺位的原则，在恪守婚姻自由原则的同时，倾斜保护患病弱势一方的生存权益，实现婚姻解除与权益保障的平衡。

一方面，严格适用“感情确已破裂”法定离婚标准。审理此类案件仍需以《民法典》第1079条为核心依据，调解为必经前置程序，最终是否准予离婚，不因其患病身份特殊化裁判结果。法院需结合核心事实综合判定感情状态，重点审查被告精神疾病的患病时间（婚前/婚后）、是否存在婚前隐瞒病情、原告婚前是否知情、病情是否久治不愈等关键情节，精准判断夫妻感情是否彻底破裂，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准予离婚。

另一方面，针对性完善患病被告的权益保障机制。针对无近亲属监护、仅由民政部门或基层组织兜底监护的特殊被告，法院在判决准予离婚时，不得仅简单解除婚姻关系，需配套适用财产分割、离婚经济帮助等制度，对被告予以适度倾斜照顾。通过司法裁量弥补被告因精神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无亲属照料的生存短板，保障其离婚后的基本生活、医疗需求，避免其因离婚陷入生存困境。

二、答复内容专业评析

（一）程序规则：填补司法空白，严守程序正义底线

此次回复有效填补了精神疾病患者离婚诉讼的程序适用空白，解决了实务中“患病被告无人应诉、诉讼程序无法推进”的司法难题。司法实践中，精神疾病患者普遍存在诉讼行为能力缺失的问题，若直接审理离婚案件，会因当事人无法真实表达意愿、诉讼主体不适格导致裁判程序违法，甚至引发再审、改判风险。

回复确立的“行为能力认定前置”规则，厘清了特别程序与普通离婚诉讼的适用顺序，形成了标准化的审理流程，统一了各地法院的程序裁判尺度。同时，明确排除配偶的法定代理资格、建立“近亲属协商—法院指定—基层组织兜底”的三级代理体系，从制度上杜绝了利益冲突，彻底解决了无监护人情形下的诉讼代理僵局，既严格遵循了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核心逻辑，又充分保障了无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辩论权，彰显了程序正义的核心价值。

（二）实体规则：平衡婚姻自由与弱势保护，彰显司法温度

回复坚守了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实现了婚姻自由原则与弱势群体权益保护原则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坚决摒弃“患病即不准离婚”的人情化裁判误区，严格恪守“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离婚标准，不因被告患有精神疾病就过度限制原告的婚姻自由，保障公民合法的离婚权利，契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保障婚姻自由的立法宗旨。

另一方面，突破了单纯“裁断婚姻关系”的传统审判思维，构建了“离婚裁判+权益兜底”的一体化裁判模式。精神疾病患者离婚后往往面临收入缺失、生活不能自理、无人照料等多重困境，尤其在无近亲属监护的情况下，生存权益极易受损。回复明确通过财产分割倾斜、离婚经济帮助等制度予以特殊照顾，将婚姻关系解除与弱势一方生存保障相结合，弥补了绝对婚姻自由的制度缺陷，体现了民法典的人文关怀，践行了司法为民的裁判理念。

（三）实务价值：统一裁判尺度，规范特殊离婚案件审理

在此回复出台前，各地法院对于此类特殊离婚案件的审理标准不一：部分法院因监护人缺位驳回原告离婚诉求，过度限制婚姻自由；部分法院未先行认定行为能力即作出离婚判决，存在程序瑕疵；还有部分法院仅判决离婚，未考虑患病被告的后续生活保障，导致裁判结果失衡。

本次最高院回复从程序、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了完整、统一的裁判规则，明确了行为能力认定、代理人确定、感情破裂判定、权益兜底保障的全部裁判要点，为基层法院审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清晰、可落地的裁判指引。既规范了司法裁判行为、避免类案不同判，又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对维护婚姻家庭秩序、保护特殊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制度延伸：完善特殊群体监护与民事救济体系

回复将民事诉讼程序、民事行为能力认定、监护制度、离婚救济制度有效衔接，打通了特殊群体民事权利保护的制度闭环。在无私人监护人的情况下，明确民政部门、基层组织的兜底监护与诉讼代理职责，压实了社会公共监护责任；同时将离婚救济制度与精神疾病患者的生存保障挂钩，让婚姻家庭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婚姻关系终止后得以延续，完善了我国特殊弱势群体的民事权利救济体系，具有重要的制度完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