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约个老同学吃午饭,他把我领到一家从没听说过的饭店。他说这家店的老板是饭店协会副会长,菜肯定差不到哪去。我心想,作为被手机新媒体绑得死死的现代职场人士,打开某某点评网看口味、查排行才是吃货正道,饭店协会什么时候也成了识别菜品好坏的金字招牌了?他不依不挠:“你看这些天出尽风头的中国男足,不就是足球协会管着的么,可见饭协不一定就是饭桶。”
不过,有些协会真对得起“酒囊饭袋”这称号,它们携手出现在山西省运城市民政局的注销公告里。运城市最近重拳清理整顿市级“官办”协会。动作力度很大,战果大快人心。一篇看似寻常的简短报道,一个多月后却被记者重新翻出:在运城方面公布的注销名单里,赫然出现了律协的大名。地方民政部门注销律师协会,十分罕见。
一个讲法的机构涉足违纪违规并不奇怪,但与同命相怜的“运城市舜帝后裔联谊会”等组织不同,律协承担了行业自律管理的实际工作,比如对律师的日常监督和年度考核等。李天一案中的律师违规行为,就是由律协做出处罚的。在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中,律师是扮演重要角色的职业群体,律师协会则是由《律师法》明确的社会团体法人,需要律协做的事情很多,运城方面的“一刀切”确实惹人猜想。
官方没有公布注销运城律协的具体原因,不过从《山西日报》稿件的字里行间,可以推测事情与干部兼职和腐败相关。运城律协原会长张志峰,同时就是运城市司法局律师科科长。社会团体身上的行政化色彩已是老生常谈,其间出现的各种腐败乱象与此紧密相关。各类社团的来历复杂,有的协会本身就是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由原先机构改制而来;更多则是与政府机构形影不离的附属衍生品,或由公职人员兼任领导职务,或安置退休领导干部,有的甚至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
在官方和民间两种身份之间游离和切换,各式各样的腐败行为“游刃有余”:官方不好出面和走账的,就交给协会来办。真出了问题也只能追究管理不力,届时还可以搬出这些组织的独立法人身份搪塞。打着官方旗号,很多身份模糊的协会组织也能有寻租市场,即便是没有实际办公机构的虚体组织也能引来重视。协会身后若隐若现的官方力量,大多数人会宁可信其有。他们看重的并不是社团组织本身的价值,而是其背后的巨大政治资源。此外,有些心怀不轨者在境外以公司名义注册冠以“世界”、“中国”的协会组织,以此行骗居然可以畅通无阻,就是抓住此种渴望搭上政府那条线的社会心理。
协会组织如此混乱的局面,不整治肯定不行,但整治方法并不只有注销一种。对于那些本就没有必要存在的学会、协会,注销是个药到病除的好方法。但类似律协这样确有现实需要的组织,最佳方法不是一销了之,而应当进行结构性整改。比如它身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官会不分”,那就可以让官员从协会领导职务里撤出,将律协从司法行政机关剥离,使协会成为名副其实的自律性行业组织。一些官员心底藏了把手术刀,碰到任何病症都一刀切掉,认为这样效率高、见效快,不仅切掉麻烦,而且切割责任。更有甚者,认为这是对上级和公众的最好交代,也避免了无穷后患。“以撤代管”思维的背后,其实是相关部门在社团组织管理中的不作为,更是对社会组织发展的伤害。
目前国内社会组织还有一个大问题:不是数量太多了,而是真正有用的太少。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组织是不可缺少的依靠力量。去行政化的同时,创造环境和条件让社会组织能够良性发展,才是政府该干的事情,其他的可以交给社会或市场。某公共厕所协会曾把我雷晕,它的宗旨是要“研究、丰富、弘扬厕所文化”。我一度觉得这种协会的存在是个笑话,但转身又想,只要在社会和行业有需要、符合法律规范要求、与政府撇清关系的前提下,成立什么样的社会组织都无可厚非。一个成熟的社会治理体系,需要丰富多样的社会组织参与。
在非常难得的万众瞩目下,中国男足很遗憾地铩羽而归,但这次男足没有在官方微博置顶“对不起”。有消息说,中国足协正在推进“管办分离”,将联赛运作交还市场,尝试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还好,当初中国足协曝出贪腐丑闻、国家队成绩一团糟时,没有领导拍板把它一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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