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信：小狗欢欢的继承权

欢欢是一条狮子狗，它的学名叫“申培欢”。关于它，最近有些新闻。

前不久，家住重庆的96岁的法学博士申庭美先生去世。申先生留下遗嘱，要将他的全部遗产留给他的爱犬“欢欢”。老人有子孙，他没有说要把遗产留给子孙。

动物要继承遗产，要接受遗赠？这让国人感到十分新鲜。从前只听说“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这等“吃饱了撑着”的怪事，没想到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终于也出现这等怪事。按照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和《继承权法》，欢欢是没有继承权的。《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只能是公民（自然人）和法人。欢欢不是人，也不是法人，它当然不能享受民事权利。既然不是人，欢欢也不可能是死者的亲属，当然不能列入《继承法》规定的什么继承权顺序，《继承法》从来没有说“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狗”。

沈老是法学博士，他应该知道这一点。他立下一个不为现行法律支持的遗嘱，实为徒劳。他明知如此，仍要立此遗嘱，肯定另有“企图”。申先生企图什么呢？他大约是想通过这一惊世骇俗的遗嘱“说”些什么。这位法学博士，八成是西洋或东洋留学归来的，因为旧中国似乎没有哪个学校曾经授予过法学博士学位。这位饱受国外法学教育的博士，归国后面对这一整套他不熟悉也无法沟通的法律体系，度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生涯。临终，他立下这么一个奇怪的遗嘱，显然是要提出点忠告或抗议。

申先生要抗议什么呢？我想，他是要抗议我们的不能“泽及宠物”的民法，抗议我们的不能对动物“一视同仁”的民法。他是想提醒我们，法律应该更加贴近自然，更有环境和生态意识，更有自然精神，更体现世间万物相互依存的法律哲学。

申先生的遗嘱是有充足的理由的。这当然不是人定法的理由，而是自然法的理由。

“狗通人性”。申老的这只爱犬，陪伴申老近10年。申老的儿子申学发告诉我们：“自去年12月父亲卧病以来，欢欢就没有离开过他。当父亲要喝水，它就跑到我跟前汪汪直叫。有一次我不在家，父亲从床上摔了下来，要不是欢欢冲出阳台大声叫着搬来救兵，恐怕父亲就……至今，欢欢在没人时，就静静地趴在小窝里，两眼呆呆地盯着挂在墙上的老人遗像，一盯就是几个小时。”这样的狗，比起报纸上天天披露的那么多虐待遗弃老父老母的男女来，“人味儿”不知道浓厚了多少倍！你没有理由不把它当成我们的同类，没有理由不让它享有跟我们一样的实质权利。简单的说，没有理由不把它当成民法上的“人”。因此，申老根据自己心中的“民法”，就把欢欢当成民法上的人了。他立遗嘱就是要求我们的国法也承认欢欢是人。

国法能不能考虑申老的主张？这是从民法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个老问题。动物能否成为民事主体？自古罗马法以来的民法似乎就没有正式承认过动物为民事主体（好像西方有些国家近年已经有所改变），原因无非是他们没有可能向我们人类一样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但是，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如果坚持这一理由，就要把许多人排除在民事主体之外。

“民法中关于继承权的规定，从古罗马法以来，就特别关注到了多种不能自己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人，把他们列为民事主体，保护他们的权利。民法学家们一直主张：尚未出世的胎儿、精神病人、智力障碍人、植物人都与所有健全的人一样，对他们的亲属的遗产享有继承权，享有接受遗赠的权利。这几类人，如果从自己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实际能力来讲，一般情况下是不具备的，是不如“申陪欢”的。尚未出世的胎儿，有人说要从坐胎或精卵结合是算起，就要享有继承权。那一团小小的肉胎能自己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吗？精神病人，其思维活动和行为的逻辑性常常不如欢欢，能自己去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吗？智力障碍人，包括十足的白痴，其智力水平有时可能不及欢欢的几分之一，绝不可能自己完成民事行为。“植物人”基本上只是一块活肉而已，不过保持了人形，民法上仍承认他享有完整的民事权利。

如果仅从有没有可能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而言，这几类人，远远不及申老的欢欢。

既然如此，这几类人仍应该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理由是什么呢?无非是三点：第一，他们是人，是我们的同类；既然是同类，权利能力应当平等。第二，他们虽然无行为能力，但他们同样要物质财富满足生存需要，因此需要同等权利获得财富。第三，他们虽然不能自己去行使权利承担义务，但完全可以借助他们的代理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这三个理由，为什么不能用之于欢欢呢？

欢欢是一个生灵，它需要有物质财富满足生存；它有主人、朋友，也同样可以借助代理来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三个理由中，欢欢符合两个。最后，你只剩下一个理由反对欢欢获得民事权利：它不是人，它“非我族类”！

这不是“种族歧视”吗？这跟过去白人歧视黑人、甲民族歧视乙民族没有本质区别！非我族类就如此剥夺其权利，我们人类就这么小心眼？

在环保和生态意识日益浓厚的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这种“种族歧视”。动物是我们的同类，是我们地球村的同等村民，它们的权利应该跟我们平等。我们的民法，应当体现这种自然精神。否则，我们的法律，用黄宗羲的话说，就只是狭隘“一家（物种）之法”，而不是“民胞物与”的“天下之法”。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法学家茶座》第1辑，2002年7月，山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