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创:高源辰 来源:丹桂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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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为上游提供银行卡并帮助取款、转账的行为人应当如何定性,司法实践存在明显分歧。此类行为既可能被评价为诈骗罪的共同犯罪,也可能被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或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罪名选择不一,直接导致量刑失衡,并影响被害人追赃退赔的实现。本文以两则典型案例为切入点,梳理司法实践对线下帮助取款行为的三种处理方式及其引发的罪责刑失衡问题,逐一评析诈骗罪共犯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说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说的基本主张与不足,认为三种学说的分歧实质集中在三个方面:诈骗既遂时点的认定、犯意联络的判断标准以及帮助行为的归责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主张以犯意联络的实质性审查为核心,辅之以行为介入时间点的辅助判断,构建“实质犯意联络+事中参与”与“缺乏实质联络+事后处置”相区分的层次化认定路径,以期在有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同时,守住共犯归责的边界,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关键词:电信网络诈骗;帮助取款行为;犯意联络;诈骗罪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帮助取款行为的基本问题
电信网络诈骗早已不是“一个人打几个电话”的犯罪。从编写话术、拨打电话、搭建虚假投资平台,到收集银行卡、转移资金、取现洗白,整个流程被切割成若干相对独立的环节,由不同的人分工完成。在这条链条的末端,存在一类专门负责“把钱拿出来”的人:他们或持他人银行卡在自动柜员机、银行柜台取现,或通过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账户层层转账,或与被害人当面交接现金,或将赃款兑换为虚拟货币后转出。这类行为可统称为“帮助取款行为”。
从行为方式看,帮助取款行为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持卡取现型,即持他人实名办理的银行卡在自动柜员机或银行柜台取现;二是账户转移型,即通过网络银行、第三方支付账户将赃款在多个账户之间层层划转,稀释资金来源;三是当面收取型,即直接与被害人交接现金,多见于冒充公检法、虚假投资理财等话术类型;四是兑换洗白型,即将现金或赃款兑换为虚拟货币等易于跨境转移的资产。四类行为的共同特征是:行为人不参与话术设计与被害人选择,只负责资金的“出口”;但它们在介入时点、与被害人的接触程度以及资金可控性上差异明显,因而难以适用同一条认定标准。
帮助取款行为本身并非刑法分则规定的独立罪名,对它的定性只能在既有罪名体系中通过解释完成。实践中被援引最多的是三个罪名: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共同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以下简称掩隐罪)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以下简称帮信罪)。三者的法定刑差别显著:诈骗罪最高可至无期徒刑,掩隐罪最高为七年有期徒刑,帮信罪最高仅为三年有期徒刑。同一个“取款”的动作,落在不同罪名之下,行为人所承受的刑罚可能相差数倍。
更加棘手的是,帮助取款人往往处于犯罪链条的末端。他们不参与话术设计,不与被害人直接通话,甚至从未与上游诈骗实行者见面,只是通过境外加密通讯软件接收指令、按比例抽取报酬。对这种“只知道自己拿的是不干净的钱”的人,究竟应当以共犯论处还是以赃物犯罪论处,理论与实践都远未形成共识。近年来,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13号)的施行[6],掩隐罪的入罪标准与情节认定进一步明确,但罪名之间的边界问题并未因此消解。本文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从规范关系上看,三个罪名并非简单的择一关系。诈骗罪的共犯与掩隐罪之间,关键区分点在于取款行为究竟是诈骗实行行为的延伸,还是既遂之后的独立行为;掩隐罪与帮信罪之间,则存在法条竞合的可能,因为提供银行卡并协助转账的行为,同时符合“支付结算帮助”与“转移犯罪所得”的表述。定性上的摇摆,本质上是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规范评价的结果。因此真正需要的不是在不同罪名之间反复权衡,而是一套可以固定的判断顺序。
(二)相关案例
案例一:钱某冒充“李警官”取款案。上游人员冒充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以“涉嫌洗钱、需要配合资金核查”为由,诱使被害人将款项转入其指定的所谓“安全账户”。钱某在明知所取款项系诈骗所得的情况下,持他人提供的银行卡在多地自动柜员机分批取现,并按约定比例抽取报酬,其余款项交由上线处置。案发后,钱某辩称自己只是“帮忙取钱”,既不知道被害人的具体情况,也不认识实施诈骗的人。
案例二:倪某“代收现金、兑换虚拟币”案。倪某受他人指使,与被害人当面交接现金,随后通过线下兑换渠道将现金换成虚拟货币并转入指定地址,从中获取“手续费”。与案例一不同,倪某与被害人有过直接接触,对款项来源的违法性具有概括认识;但在案证据只能证明他按指令收款、换币并抽取手续费,尚不能证明他与上游诈骗实行者就诈骗方案进行过具体的意思沟通。他与上游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犯意联络,因而仍属不能确定。
两则案例的差别恰好落在几个关键的判断点上:取款行为发生在诈骗既遂之前还是之后,行为人对上游犯罪的认知是概括的还是具体的,以及他与上游之间是偶然的一次性合作还是稳定的分工配合。
(三)争议焦点
1. 行为时间点:诈骗既遂前后。若取款行为发生在被害人交付财物之前或者与之同时,该行为就有可能被评价为诈骗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若发生在诈骗既遂之后,则更接近对犯罪所得的处置。问题在于,电信网络诈骗中资金流转具有“层层穿透”的特点,被害人将款项转入所谓“一级卡”时,行为人是否已经取得了对财物的控制,理解并不统一。
2. 主观方面明知:概括明知与具体明知。帮助取款人通常只知“钱来路不正”,未必知道上游具体实施何种犯罪、被害人是谁、涉案金额多少。这种概括的明知能否支撑诈骗罪共犯的认定,还是只足以支撑掩隐罪乃至帮信罪的认定,需要细致的层次区分。
3. 犯意联络:形式联络与实质联络。有的案件中,取款人与上游仅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收指令,素未谋面;有的案件中,双方长期合作、按固定比例分成。形式上有无“通谋”的外观并不等于实质上存在共同故意,如何从客观事实中识别犯意联络的实质内容,是本文力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二、实践中的做法及存在问题
(一)司法实践中对于该行为的三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路径是以诈骗罪共犯论处。裁判理由多为:取款行为处于诈骗链条的关键位置,是使被害人财产损失终局化的必要环节,取款人与上游实行者之间存在分工配合,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此类判决多适用于事前通谋、事中参与、分工相对明确的情形,并根据取款人所起作用区分主犯与从犯。
第二种路径是以掩隐罪论处。裁判理由多为:被害人将款项转入指定账户时,诈骗已经既遂,此后取款人取现、转账的行为,只是对犯罪所得的事后转移与掩饰,符合掩隐罪的构成要件。这一路径在“卡农”“取款手”案件中适用最为普遍。
第三种路径是以帮信罪论处。裁判理由多为:行为人只是提供了银行卡和支付结算帮助,主观上明知程度较低,认定为帮信罪更为妥当。由于帮信罪法定刑较轻,它在实践中常被作为折中选项。
此外,还有少量案件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仅追究上游组织者的刑事责任,对末端的取款人不予追诉。同一类行为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内出现三四种处理结果,本身即说明认定标准尚未沉淀。
(二)罪名选择与量刑差异引发的罪责刑失衡
首先是法定刑档次的巨大跨度。行为人取款金额相同的两个案件,若一个以诈骗罪共犯定性,可能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幅度;若以帮信罪定性,最高不过三年。这种差异并非源于行为的不法内涵不同,而是源于罪名的选择,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因此受到冲击。
其次是主从犯制度的适用差异。以诈骗罪共犯论处时,取款人通常可以被认定为从犯并依法从轻、减轻处罚,量刑反而可能低于掩隐罪;以掩隐罪论处时,刑法并未设置主从犯的区分机制,取款人往往只能作为正犯承担责任。两种路径的“轻”与“重”并不呈现单向关系,使得量刑结果更加难以预测。
数额认定同样构成量刑失衡的来源。诈骗罪的数额标准以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基准,掩隐罪的数额则往往以行为人经手的资金总额计算,两种口径在同一案件中可能得出差别巨大的结论。当涉案资金经多层账户流转、部分款项已无法查清具体被害人时,取款人经手的总额与其实际参与造成的损失之间便出现脱节,量刑基准随之变得不稳定。
再次是上下游之间的量刑倒挂。在部分案件中,处于末端的取款人被处以较重刑罚,而组织、指挥诈骗活动的上游人员因证据不足或未到案而未被追究,或者相反,上游被重判而末端被轻纵。无论何种情形,都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存在紧张。法释〔2025〕13号[6]对掩隐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细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标准模糊的问题,但未能触及罪名之间的界限本身。
(三)被害人追赃退赔与证据固定的困难
帮助取款行为的手段不断翻新,给证据固定带来持续挑战:资金经多层账户快速分散,现金交付不留痕迹,虚拟货币交易具有跨境、匿名特征,关键通讯记录多存储于境外服务器,取款人与上游之间往往只使用一次性联络方式。
同时,罪名选择还会影响追赃退赔的实现。以诈骗罪共犯论处时,追缴违法所得、责令退赔与刑事责任的认定在同一逻辑内展开,被害人的损失恢复较易获得支持;而仅以掩隐罪论处时,行为人的责任被限定在对犯罪所得的处置上,其退赔范围与数额认定容易出现争议。取款人本身往往获利有限、赔偿能力不足,被害人损失的实质填补困难较大。
由此形成的实践倾向是:打击的力度有保障,但追赃的效果不理想。如何在罪名选择阶段就把追赃退赔的可行性纳入考量,是下文提出层次化认定方案时不可忽视的政策维度。
三、帮助取款行为认定的观点及评析
(一)诈骗罪共犯说
基本主张:取款属于诈骗实行环节。持该说的论者认为,电信网络诈骗中,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与行为人最终取得财产之间,普遍存在时间差与空间差,取款行为正是实现财产转移、使被害人的损失终局化的关键步骤,因而具有实行行为性。取款人明知他人实施诈骗而为其取款,属于事中参与或者承继的共同犯罪,应当按照诈骗罪的共犯处理[1]。
该说的理论支点之一是承继的共同犯罪。论者认为,取款人在诈骗尚未完成时介入,对尚未终局化的财产损失具有因果贡献,在时间上具备成立共同犯罪的可能。但承继共犯本身就是至今没有定论的问题:后行为人对先行为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应否承担全部责任,学界看法并不一致,这使该说在个案适用时同样面临不确定性。
简要评析:这一主张有利于追赃,但容易扩大共犯的范围。其优点在于,将取款人评价为共犯,能够将取款行为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建立起直接的因果联系,被害人的退赔请求也更容易获得支持,且可以借助从犯制度实现量刑的精细化。其不足在于,共同犯罪的成立以共同故意为前提,若取款人仅是在诈骗既遂之后才知情并处置赃款,将其一概纳入共犯,实际上是把事后行为倒推为实行行为,使共犯的成立范围失去边界[2]。取款人“明知钱来路不正”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其与上游之间存在共同实施诈骗的意思联络。
(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说
基本主张:诈骗既遂后转移赃款。持该说的论者认为,诈骗罪属于取得型财产犯罪,以行为人取得对财物的控制为既遂标志。当被害人将款项转入行为人或其指定账户时,诈骗已然既遂;此后取款人取现、转账的行为,是对犯罪所得的事后处置,符合掩隐罪的构成要件[2]。
该说的适用还受制于主观明知的证明难题。实践中,取款人往往辩称自己只负责“跑腿”,对款项来源仅有模糊感受。司法机关通常借助异常的交易方式(如短时间内多地取现、使用多张他人银行卡、刻意规避监控)、报酬比例以及被查处时的反应等间接事实推定其明知。但推定若不加约束,掩隐罪的认定就可能从“明知是犯罪所得”滑向“应当知道来路不正”,与罪刑法定和疑罪从无的要求产生张力。
简要评析:该说恪守既遂标准,具有较强的可预期性,能够避免将事后的处置行为不当评价为实行行为。但其可能忽视事中参与和特殊情况:在事前通谋、按比例长期分成、多次为同一团伙取款的场合,取款人的行为已经深度嵌入诈骗流程,仅以掩隐罪评价会明显低估其不法内涵[1]。此外,掩隐罪要求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这一明知的证明往往依赖间接证据,实践中容易出现认定上的摇摆,反而不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
(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说
基本主张: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持该说的论者认为,为他人提供银行卡、协助转移支付结算资金,属于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帮助行为。该罪对“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要求较为宽松,仅要求概括的明知,因而便于对链条化犯罪中的外围帮助者进行打击。
简要评析:明知要求较低,但线下取款的适用空间有限。帮信罪在罪状表述上指向的是技术支持和支付结算等网络帮助行为,而面对面的现金交接、银行柜台取现是否属于“利用信息网络”的帮助,在解释上存在紧张。更重要的是,帮信罪的法定刑相对较低,若作为兜底罪名被大量适用,可能造成处罚不足,与上游行为的不法程度不相匹配[5]。因此,该说更适合处理“提供卡、提供账户”这一层面的帮助行为,难以独自承担对帮助取款行为的全部评价任务。
帮信罪与掩隐罪的界限,在实践中往往被转化为对“明知程度”的划分:仅概括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倾向于帮信罪;明确知道所处理的是犯罪所得,则倾向于掩隐罪。然而明知程度本身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很难在个案中被精确切割。更可行的思路,是把审查重心从“明知到什么程度”转向“行为在犯罪链条中承担什么功能”,即由主观程度标准转向功能标准。
(四)分歧实质
1. 既遂时点认定。三种学说的分歧首先源于对诈骗既遂时点的不同理解:资金进入“一级卡”究竟意味着行为人已经取得控制,还是仅仅意味着被害人损失的开始?如果认为账户尚由他人控制、资金随时可被冻结或追回,则既遂时点应当后移,取款行为更接近实行行为;如果认为资金一旦转出即由行为人控制,则既遂时点前移,取款行为便落入事后处置的范畴。
2. 犯意联络标准。是要求取款人与上游之间存在明确、具体的通谋,还是允许通过行为方式、合作频率、分成比例等客观事实推知共同故意的存在?标准愈严格,共犯的成立范围愈窄;标准愈宽松,共犯认定愈容易滑向客观归责。
3. 帮助行为归责基础。是以取款行为对被害人财产损失具有因果贡献为归责根据,还是以行为人通过自身行为升高了法益侵害风险为归责根据?不同的归责基础会导向不同的罪名:前者倾向于诈骗罪共犯,后者则更接近帮信罪。
上述三点分歧并非彼此孤立。既遂时点的理解会影响行为性质的判断,犯意联络的标准会决定共犯的成立范围,归责基础则为前两者提供理论支撑。三者叠加,使得同一事实在不同裁判者手中得出不同结论。要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就需要为三者的适用确定先后顺序:先审查意思联络的实质内容,再以介入时点作辅助校正,最后在仍存疑问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选择。
四、以犯意联络实质性审查为核心的层次化认定
(一)基本立场
本文主张,对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应当遵循“两步走”的判断结构:以犯意联络的实质性审查为核心,以行为介入时间点为辅助,形成两个基本的归责层次。
1. 实质犯意联络+事中参与=诈骗罪共犯。当取款人与上游之间存在实质性的意思沟通,且取款行为介入诈骗流程、对被害人财产损失的终局化具有因果贡献时,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具体量刑时,根据其实际作用认定为从犯并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2. 缺乏实质联络+事后处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当取款人与上游之间不存在实质的意思联络,仅在诈骗既遂后对犯罪所得进行转移、掩饰、隐匿时,应当以掩隐罪论处。这一层次化思路与近年来主张“综合判断”线下取款帮助行为性质的观点相呼应[3][4],也与对共犯帮助行为作类型化认定的思路方向一致[5]。
(二)犯意联络的实质性审查
1. 沟通内容的实质性。判断的重点不在于双方是否使用“诈骗”“分赃”等字眼,而在于沟通内容是否触及犯罪的核心信息:是否谈及诈骗的方案与目标、是否提供被害人的信息、是否约定取款的时间与金额、是否商定报酬的计算方式。被告知“帮我取一笔钱”与被告知“这笔钱是骗来的,取完按比例分”,在共同故意的认定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2. 行为配合的关联性。可以从客观行为反推意思联络的存在:取款的时间、地点、金额是否与被害人的转账高度对应;是否使用专门约定的联络工具与暗语;是否按照指令即时行动;是否在同一时期内反复实施同类行为。行为配合越紧密、对应越精准,认定存在实质犯意联络的把握就越大。
3. 利益关系的稳定性。是否按固定比例分成、是否长期为同一团伙提供服务、所获报酬是否明显高于正常劳务的对价。稳定的利益分配关系往往是共同故意的外在标志;相反,一次性的、报酬与风险明显不相称的“帮忙取钱”,则更接近事后处置。
三项标准的功能在于提供审查路径,而非充当机械的计分表。任何一项单独成立,都不足以认定实质犯意联络的存在;反之,若三项事实同时指向同一结论,认定便具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举证责任上,控方应当就上述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提出合理解释并具有相应客观印证的,应当予以采纳。
(三)行为时间点的辅助判断
1. 现金交付型诈骗的既遂标准。在当面交付现金的场合,被害人将现金交出的瞬间,行为人即已取得对财物的控制,通常应认定为诈骗既遂。若取款人在被害人交付之前已经参与策划、并在现场接收款项,则属于典型的事中参与,宜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2. 事中参与与事后处置的区分。区分的基准在于诈骗是否已经完成对财物的控制。对于“边骗边取”“分笔到账分笔取现”的案件,应当按每一笔款项分别判断其对应的行为性质,而不能以整体行为一概而论。行为介入时间点是辅助性标准:当犯意联络的实质审查结论不明确时,它可以作为补强判断的依据,但不宜单独作为决定性的标准。
以前文两则案例作检验:钱某先后在多地、针对不同被害人分批取现,取款时间与被害人转账高度对应,并按比例抽取报酬,属于典型的事中参与,宜以诈骗罪共犯论处;倪某虽与被害人当面接触、对款项的违法性具有概括认识,但其与上游之间是否就诈骗方案有过具体沟通尚存疑问。在证据不能排除其仅系事后受雇处置赃款的情况下,应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以掩隐罪论处。
(四)与既有学说的关系
1. 对诈骗罪共犯说的修正。本文接受该说关于取款行为可能具有实行行为性的判断,但不接受将所有取款行为一律认定为共犯的结论。只有同时具备实质犯意联络与事中参与两个要件时,才应以诈骗罪共犯论处;换言之,该说的适用范围应当被限缩,而非被否定。
2. 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说的有限认同。本文承认,诈骗既遂之后单纯处置赃款的行为应当以掩隐罪评价,该说在维护既遂标准的确定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不接受将一切帮助取款行为都推入事后处置的窠臼。至于帮信罪说,其价值主要在“提供卡、提供账户”这一层面,对已经实际介入资金流转的帮助取款行为,不宜作为首选罪名[5]。
结语
(一)定性关键
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关键,在于犯意联络的实质审查。形式上有无通谋的外观,不能代替对意思联络内容的判断;只有穿透“只是帮忙取钱”的辩解,识别出取款人与上游之间真实的分工与利益关系,才能准确区分诈骗罪共犯与掩隐罪。
(二)政策平衡
在罪名选择上应当兼顾共犯归责与罪责刑相适应。既不能为了追赃的便利而无边界地扩张共犯,也不能为了适用的简便而将深度参与诈骗流程的行为降格处理。层次化的认定路径,正是为了在二者之间寻找可操作的平衡点。
(三)实践意义
以精细化审查替代标签化定性,是本文的基本立场。认定标准的清晰化,不仅有助于减少“同案不同判”,也有利于被害人的追赃退赔,并为上游与末端行为人之间量刑的均衡提供支撑。至于取款行为的既遂时点在个案中如何具体把握,仍有赖于司法经验的持续积累。
本文的讨论仍以现有罪名体系为框架,未涉及立法层面的调整。可以预见,随着资金流转方式的持续演变,帮助取款行为还会以新的形态出现,认定的难度不会自行消解。在既有规范之下,坚持对犯意联络作实质性审查,并保持认定标准的层次性与开放性,或许是较为务实的应对方式。
参考文献
[1] 刘明祥:《电信网络诈骗案中专门取款人取款行为的性质——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载《政治与法律》2025年第11期。
[2] 张明楷:《电信诈骗取款人的刑事责任》,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3期。
[3] 郑莉、王志:《综合判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的线下取款帮助行为性质》,载《检察日报》2026年5月13日。
[4] 王旭、潘月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线下帮助取款行为的性质探析》,载《中国审判》2026年第15期。
[5] 赵宝玉:《网络诈骗犯罪共犯帮助行为的类型化认定》,载《数字法治》2025年第3期。
[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13号)。